红地毯

我手里拿一大块面包，脚上套一双脏兮兮的雨鞋，怯生生地走进了人大会堂。

那是1964年10月。我刚从上海来北京，不知道怎么就得到了一张看《东方红》大歌舞的票。座位在二楼，怎么上二楼呢？当然，眼前的楼梯宽宽的。可是那上面铺着红地毯。地毯，我在小说里见过，在电影里见过。而现在，地毯从电影里搬下来，就铺在我前边的楼梯上。我两只脏鞋怎么踩？真的就往地毯上踩？

第二天我给在上海的爸爸妈妈写了封信，讲《东方红》，尤其讲红地毯。我一口气写了密密12张纸，方解心头之激动。

后来，到1988年，我在团结湖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我在室里铺上大红的人造地毯。买了四把大红绒面的椅子，窗户和阳台门一律挂上红丝绒落地窗帘，电视机盖上红丝绒的盖头。好像只差挂上大红灯笼了。要看电视就得“掀起你的盖头来”。一位美国教授走进我家，笑：“我怎么觉得好像走进人大会堂？”

或许，经过了一个没有色彩的年代，心里涌动着对色彩的追求。或许80年代的鲜艳是对六七十年代暗淡的补偿？

六七十年代，我住在东单一个破落的大院里。长长的咯吱作响的楼上楼下，蜂窝般地住满人家。每家门前堆放着都一样的蜂窝煤炉子、烟囱、液化煤气罐、白菜。几十户人家，只有楼道口一只水笼头和两个蹲坑，男女各一。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过道里，成天咯吱咯吱响着提一壶自来水或是端一只尿壶的人们。

我从脚步声就能知道是谁走过，甚至从滴水声都能知道谁家撒尿了——夜晚楼上人家往尿盆里撒尿，是每晚我头顶上的立体音响，还有这家那家夫妻的拌嘴、打架。那时候，斗私批修，无私可言，毋有隐私。

在一个闭塞的年代，想象力全闭塞了。我别无他求地住在这个环绕立体声的黑屋里。只是偶然想到：家里墙上能突出一个水笼头就好了。当然一想而已。自己家里怎么可能有水笼头呢？

其实我那大院里，住着不少全国闻名的演员。印象很深的是，金山出狱了，住进我这个大院。他家阿姨对我说，以前在金山家里，金山夸孙维世聪明，孙维世夸金山聪明。

在一个愚昧的年代，聪明等于犯罪。我常常看见金山柱着棍，伶仃地踽踽独行。

家家户户每年深秋，用报纸、浆糊把窗缝糊死。每年开春揭下一条条糊窗缝的报纸。糊报纸和撕报纸，好像是过冬和迎春的亘古不变的程序。

春天到底来了。金山出狱不久，我家来了一个港客。他是我在香港的朋友的朋友。本来并不认识。我请他坐在塑料布上，我的床上铺着塑料布，这是我家最舒适的座位了。他坐下后我才注意到，他的头上是根长长的铁丝，上边晾着很多的毛巾和衣服。家家都是这样，这是最规范，最常规的晾衣服的办法。但是这位港客个头那么高，衣着那么文雅，坐在那琳琳琅琅的下面，我第一次觉得这根铁丝好像有什么不对劲。我下意识地举起右手抓抓头发。那港客的眼睛分明地只看我的胳膊肘——那里全是补钉，不不，其实是破了无数的小洞，我在里边贴上一块兰布，红袄乍一看全是兰色补钉。我也只是因为他那么专注地投来一瞥，才想起那些补钉是不好看的。要不然，在这样的破屋里穿着这样的破衣服，本来倒也自如自在。

我的朋友托这位港客带来大包的切成一片一片的奶油面包，因为我一直喜欢吃面包不喜欢吃饭。而我这个有名的面包爱好者，从来不知道面包还有切成一片一片的，这么松软！那时北京的面包都是整只的。

这位港客很快又从香港过来了。这回他给我送来了斯特劳斯的录音带。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想到我这个拉铁丝、打补钉的人，会喜欢施特劳斯。好长一段日子，我在北京街上走，好像走在维也纳森林里，我的心一直在施特劳斯的旋律里跳圆舞曲。

整个北京，也像快三那样的旋转起来。1982年我终于有了一套两居室，在永外，二层的。窗外是一大片破棚户，窗前是公厕，臭气缭绕，经久不息。这套房子不久就要来了，是一位领导听说我没有房子，批给我的。但当时能有一套两居室，已经是不得了的事，立刻成为新闻，我的谣传。有的作家一到外地，都听人说：别看陈祖芬与世无争，她还弄到了一套房子！

1988年搬到团结湖，在绿化很好的居民区里，觉得好骄傲——自己能走在这样种着绿树、种着花草的地方。我和我爱人，第一轮布置，就是一抹红，掀起你的盖头来。后来改成米色人造地毯，再改成地板革，再再改成地板，我们这栋12层的楼里，各家轮换着来回装修，电锤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好像军阀重开战。我才明白喜新厌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每过一段去一次装修市场，总要禁不住说一句：社会是进步了。并没有很多文化的摊贩，熟知各种进口材料、进口设备。邻居们互相串门，都想装得更出新，更与众不同，总是有了余裕之心和余裕之钱。